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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的广播喇叭

○  施卫国(作者单位:上海民众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)
 
    最近有机会回了一次我原来的东风农场,农场虽然人气渐退,但宽广的马路旁绿树成荫,依然使人感到赏心悦目,现在社区对小区管理也越来越好,一些退休职工悠然自得地聚在活动室里打牌、娱乐。农场掿大的电影院早已变成了农工商超市,一些穿着红衣服的退休女职工快乐地跳着扇子舞。我在自己的小区里散布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和泥土的芳香,突然看到一帮民工正在小区门口挖着一根水泥广播杆子,随着震耳的号子声,一根10米长的杆子逐渐地倒下,而上面一直陈旧的广播喇叭拼命地摇晃着,似乎在作最后的挣扎,这是目前在东风农场境内最后的一只广播喇叭,随着它的消失,农场广播将被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里。
 
    我是80年代初从市区调往农场的,农场党委把我分配在场部宣传科里,分管广播站工作。那时,科以下单位的负责人没有任命书,逐渐习惯了,大家都叫我广播站长,而且局里召开广播站长会议,我也每次都参加。负责广播站工作既要负责每天播音节目的安排,还要组织人员查看线路,我当时发现人们把广播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那时农场里知青还很多,很有才华的青年大有人在,广播节目丰富多彩,每天从早晨到晚上,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6:30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及晚上8:00的各地广播联播节目需雷打不动外,其余都是自己编排。栏目有十几个,当时每个工厂和农业连队都有1-2名通讯员,我们还要从他们的来稿中除了用作本场广播外,还要挑出比较好的稿件,推荐到“上海农垦报”、“解放日报市郊版”、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”等新闻媒体,一旦被录用,从通讯员到广播站编辑,乃至各单位及场领导都兴高采烈,而那时没有稿费,最多到年底发个奖品或奖状之类的,但大家热情依然很高,后来农场党委还把每个单位的来稿多少放入党支部书记的考核中。而我们能做到的是组织优秀通讯员到兄弟农场活动交流,或者参观市区的“一大”纪念馆等,作为农场的唯一传媒,农场广播的作用是很大的。
 
    农场广播还有一个重要作用,就是场领导尤其是农业的场长经常到广播站来作直播讲话,每有天气变化,或者收种季节来临,他们一大早就要敲开广播站的门,直接走到播音台前,他们没有稿子,直接在火柴盒上写上几条,就开始对全场广播,而一讲就是半小时。“同志们,东南风飘了,小棉花白了,小围腰系了,抢收棉花的战斗就要开始啦!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,棉花是基础的基础,棉花是军需民用的重要物资。没有棉花,红军就不能进行长征;没有棉花,董存瑞就不能炸碉堡;没有棉花,抗美援朝就不能取得胜利;没有棉花……”农业场长的标准崇明话慷慨激昂,传遍农场的四面八方,甚至传到邻近的乡村,久而久之,他得了个广播场长的美名,不愿听他广播的人,背地里称他为“半夜鸡叫”。但广播给大家带来的欢乐是无穷的,还有每当冬天开大河时,工地上还要设临时广播站,我们要派编辑、记者到工地上采写好人好事,做鼓动宣传。工地上彩旗飘舞,喇叭声声汇成了一副战天斗地的场面,一种光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升。我们搞广播也有苦恼的时候,全场几百只喇叭损坏率很高,每当这个时候,各单位领导就要在会上叫喊,场领导就要批评广播站,使我们压力很大,修理工每天骑着幸福牌摩托车出去查线修理,但往往是今天修好,明天又坏了,之后我们查到了原因,是农闲或场休日,知青们喜欢睡得晚一些,一般高音喇叭的安装都是对准连队的生活区的,所以他们要弄坏它。后来我们遇到农闲或场休日,早晨开得迟一些,这样就好得多了。
 
    90年代初,农场安装了有线电视,从此广播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。虽然广播没有了,但是一些在农场待过的老知青们,有的已在市里各部门担任要职的场友们,或者通过广播站投稿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知青们,谈起农场广播来,总是眉飞色舞,津津乐道,并把它永远珍藏在自己生命的记忆里。